关于夏朝的记载，最早可以追溯到周代的文献中。周人自称是夏朝的忠实盟友靠谱的配资平台，在夏朝灭亡后，他们与夏人一起逃亡至西北的狄戎地区，寻求庇护。
商汤推翻夏朝的功绩无疑是历史中的一项伟大成就，后人祭祀商汤时，理应表达对他的尊敬与纪念，可能通过追忆祖先的功业，或以展示自己的强大军力来震慑小人。在甲骨文中，我们理应能找到对“夏朝”的提及。然而，令人奇怪的是，甲骨文中并未直接记载“夏朝”，而周人却明确知道夏朝的存在，并在史书中提到它。这是否意味着周人编造了一个不存在的夏朝，还是有更深的原因呢？
其实，甲骨文没有直接提到“夏朝”，并不意味着商朝人完全没有记载夏朝或未曾听说过它。在甲骨文中，实际上存在一些记录，这些记录高度怀疑与夏朝相关，并且能够与历史文献中的记载相印证。
要解答这一谜题，首先需要澄清一个概念：“夏”到底是夏朝的自称，还是他国的称呼？
虽然甲骨文中确实有“夏”字的出现，但它通常是作为姓氏出现，而并非用来指代“夏朝”这个政权。因此，现有的考古发现并未显示甲骨文中有直接提到“夏朝”的记载。
展开剩余77%但这并不意味着夏朝根本不存在。商朝人如何称呼夏政权呢？商人自称“商”，而周人则有时称其为“商”，有时则称其为“殷”。这一现象引发了一个问题，夏人如何自称？而周人与商人又是如何称呼夏政权的呢？两者是否一致？
从文献记载来看，周人有几种方式来称呼夏朝。除了直接称为“夏”，还提到过“西邑夏”，以及一个隐含的、有争议的称呼——“土方”或“下土方”。虽然甲骨文中没有明确提到“夏朝”，但我们却可以找到与周人对“夏政权”的类似记载，以下是其中的两个例子：
1. 史书记载的“西邑夏”，与甲骨文中提到的“西邑”
在甲骨文中，提到过一个名为“西邑”的地方，商王们多次担心西邑的鬼怪会作祟，影响国家的安宁，因此不断进行祭祀活动。那么，为什么商王如此惧怕西邑的鬼怪呢？从常理来看，西邑应该是一个具有重大影响力的强大政权，可能商朝的祖先曾在与其的交往中犯下过大错，才导致这种“鬼祟”之说。如果西邑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小政权，商朝完全可以不予理会。
从历史文献来看，夏朝的都城就被称为“西邑”。《尚书》有记载提到，“惟尹（伊尹，商朝的宰相）躬先见于西邑夏”，而清华简《尹浩》则记录“惟尹既及汤（商汤）咸有一德。尹念天之败西邑夏”。结合商王对“西邑”的恐惧，似乎可以推测，灭掉夏朝的这段历史可能让他们心有余悸，才会在祭祀中反复提及西邑。
从地理上来看，商族起初位于石家庄一带，随后逐渐向南扩展，逼近了河洛地区，而这个区域恰好位于夏族的东部。西邑的地理位置也与夏朝都城的特征非常吻合。
遗憾的是，甲骨文虽然提到“西邑”，却没有明确加上“夏”字，所以我们无法确定“西邑”是否就是夏朝的都城。
2. 史书记载的“禹敷下土方”，与甲骨文中的“土方”
《诗经》中有诗句提到“洪水芒芒，禹敷下土方”，《尚书》也提到“帝釐下土方，设居方”。其中的“下土方”一词值得深思，它可以有两种理解：一种是“下到‘土方’这个国家”；另一种是指“下土方”作为一个地方名。
我们或许更倾向于第二种解释。《尚书》中提到：“乃命于帝庭，敷佑四方，用能定尔子孙于下地。”天帝位于上天，而人类的居所位于“下地”，因此“下土方”可能是一种威严的说法，表明天帝在上，大禹则为下土的主宰。
在甲骨文中，“土方”被描述为商王武丁时期的敌国之一，记录中提到“登人三千呼伐土方”和“共人五千伐土方”，武丁最终征服了土方，并在卜辞中记载“王省土方”。若“帝釐下土方”意指“下到‘土方’”，那么它显然与甲骨文中的“土方”相符，可能表明“土方”就是夏朝的残余。然而，如果“下土方”作为一个整体的国家名出现，甲骨文中的“土方”又该如何解释呢？
从地理位置来看，“土方”可能位于今天山西北部的朔州一带，或是河套地区。如果二里头遗址确实是夏朝的都城，那么商汤推翻夏朝时，夏人的残余很可能沿黄河向北逃跑。而“下土方”一名可能体现了夏朝自认为自己是“下土”之主的心态，但商朝人未必认可这一点，尤其是在商汤灭夏之后，他们可能将其称为“土方”，以示轻视。
周人自认为自己是夏朝的继承者，而“夏”字本身具有“大”的含义，也与“下”字发音相近。或许在口口相传的过程中，周人误将“下土”称作了“夏”，此时的“夏”可能仅仅是指一个强大的国家。
综上所述靠谱的配资平台，虽然甲骨文中没有明确出现“夏朝”这一名称，但这并不代表夏朝就不存在。商朝的记录可能称呼夏朝为“西邑”或“土方”，而周朝则可能依据自己的理解，称之为“夏”。对于这一问题的真相，仍需通过更多的考古发现和文献研究来揭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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